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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读 │丝路新史:确定世界中心的又一次尝试

2017-04-15 陈赟 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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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新史:确定世界中心的又一次尝试



本文是我的朋友、同事陈赟为公号“201图书室(Socilibrary)”撰写书评《丝路新史:确定中心的又一次尝试》,城读编辑征得陈赟与“201图书室(Socilibrary)”编辑同意,标题改为《丝路新史:确定世界中心的又一次尝试》,正文略为修改转载如下。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可以移步原链阅读原文。


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著,邵旭东,孙芳译,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虽是旧题,却精准命中全世界读书人的嗨点,2015年8月出版后迅速成为当年诸多书籍榜单的No.1和年度图书。在“一带一路”的感召下,中文版于次年底一经面世即入手学习。

 

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写作史地类科普作品在把握观点与材料上比较游刃有余,所以令人对其谋篇布局和立场逻辑怀有更多期待。尽管“丝绸之路”、以及“世界史的不同写法”都不是新题目,本书仍然通过对“丝绸之路”的复数形式对丝路内涵做出新解释,进而敷设了理解世界史的思路:欧亚历史几乎是世界历史的主要部分,而欧亚历史的枢纽可以通过丝路来全面考察。全文26章,均以“路”为标题;采用历时性结构,叙述了从轴心时代(本文内容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到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计划”的近2700年间,文明、宗教、政治体、贸易、资源、战争和疾病等在“丝绸之路”舞台上展演的世界大片,不过到最后一章节,演员已经更替为资源、资本、商品、交通、信息、文化机构、民族国家和复苏的各种意识形态。中译本在翻译时充分考虑了形式美感,章节标题均以四字构成,颇有几处令人一头雾水,需要对照英文方才恍然而悟。

 

作者Peter Frankopan 沿用了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创制的Silk Road(Route)一词,并未多加追问此词创用的具体情境。此外,他还深情忆及社会人类学家Eric Wolf的作品在他幼时即产生深远影响,帮助他在写作中反思既有史观、并对欧洲中心主义纠偏。作者开门见山地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宣称,世界史如果有中心,那也并非是欧洲,而是由丝绸之路延展开的广袤的亚洲中部。聚焦于丝路,即可非常自然地回避了地缘政治历史研究的旋涡:中亚(Central Asia)?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 Heartland of Asia, Asian Hinterland)?还是内亚(Inner Asia)?而且全书始终透过欧亚甚至全球的视角使用地图,作为中国读者,可以体会到作者静水流深的善意。

 

作者的反思与实践值得欣赏,然而他的叙述重心仍然未脱地缘政治学祖师爷Halford Mackinde于20世纪初所规划出来的“欧亚中心带(Pivot Area, Heartland of Eurasia)”之窠臼,那是“西方”在大部分时间里更关注、更熟稔、互动更深刻的地区;是英国成为世界帝国主义魁首之后的长期经略之地域,与后来崛起的德国与俄国(苏联)争斗之处,是欧洲矛盾的转嫁之地;当新兴的美国再加入战团之后,便成为世界性矛盾的引爆点。本读者不得不失之厚道地直指历史学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人类学家克鲁伯(Alfred Kroeber)、林顿(Ralph Linton)等早已为构建全球性文化史作出努力,而历史学家仍然在地缘框架中进行政治描述,如此,推陈出新何以可能?!

 

然而作者的努力也是不可忽略的,他满怀欣赏地将“波斯文化区”推到丝路历史叙述的显要位置,展示了波斯文化的根深叶茂、以及不止于“异国情调”的丰盛悠远:在那里诞生了理性而独特的二元论宗教、无与伦比的文学、沟通地域、经济和文化的帝国;那里一直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接受希腊化、伊斯兰化,然而文化沟通却导向了文化霸权的后果,外来者与后来者不再能够也不再有耐心去探索外壳之下真切的历史与人群。中亚地区得以成为世界历史枢纽,除了地理因素之外,在于以波斯为代表的帝国体制制造了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帝国是一种文化多元、疆界灵活的政治体制,帝国的力量在于“化他者为我者”的文化同化和涵化机制,资源、财富、人口、权力、和意识形态沿着帝国的脉络传播,随着帝国的扩张而蔓延,人类社会因循帝国的路径逐步世界化、全球化。然而,以今天的历史结果观之,开放的帝国最终败于保守的民族国家,全球化趋势被扭转为由政权分割的世界格局,尽管资本、劳动力和信息如今正在强力冲击国家的边界。

 

对丝绸之路区域或欧亚枢纽的惯常历史书写,常见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流水帐,或者用普世的伊斯兰教扁平化该地域的多样性,令历史读者轻易陷入自视明白便横加批判、自骄而不自知的窘境。此书以通史之格局通过丰富的资料突出了波斯以及中亚对于世界史构造的意义,尤显珍贵。然而“波斯”终究是古希腊人使用的“他称”,来自于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直到现代(1935年)波斯才确定“伊朗—雅利安Airyan”作为民族国家的自称——来自于公元前五到四世纪成书的波斯地区的神话宗教诗歌总集《阿维斯陀》。这个事实提醒了历史学者与读者自省:这个地方的历史与人群,一直陷于被他者化的困境!关于这里的历史书写与阅读,需要本地的视角;我们对于此地的了解,still foolish,却不愿意stay hungry!作为欧亚枢纽的中亚应该不只是东西方的沟通渠道,而是在地的、扎根的历史主体。流动性,对于世界的其它地方而言,是利益滋生的工具、增广见闻的棱镜,而对于这块地方,则是旷日持久的伤痛。

 

纠错:第六章之后的彩页,其中一幅为唐代张萱的《捣练图》,作者注解为宋徽宗作于12世纪初,生生推后了近四个世纪。当然,也有可能是赵佶的临仿作品。



作者原文注解:Women preparing newly-woven silk. This image was made by the Chinese Emperor Huizong of the Song dynasty, early twelfth century.



唐代张萱的《捣练图》

来源:http://cathay.ce.cn/pieces/200804/15/t20080415_15160165.shtml

 

下面一张明显是一尊唐三彩,而作者只散淡地使用了“陶塑”的说法。令人不禁对作者的历史艺术作品引用能力产生些许怀疑,而译者亦完全忠实于原文表述,未能指出问题、加以润色。


原文注解:Ceramic sculpture of a Sogdian trader, mounted on a Bactrian camel, dating to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相关推荐:历史学家韩森(Valarie Hansen)近年出版了一本几乎同名的著作,中译本为《丝绸之路新史》,她通过考古发挖掘的资料,从物品的角度构建了丝绸之路东段(长安到撒马尔罕)的历史。



另外还可以参考语言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讲述的是唐代的丝路舶来品的历史,相当引人入胜,应时代之需近年出了新译本。 



相比于近来流行的“内亚”研究——“中国”置于亚洲腹地边缘,这两本汉学著作的“中国”立脚点——中亚位于中国边疆以外——可能更令本国读者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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